地理博物志·故宫古物记①丨九鼎 埋藏在历史暗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6-20

关于大禹,人们都知道他治水的故事。许多人并不知道,大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的创始人、九鼎的铸造者。

治水成功,他就把天下分为“九州”,分别是:豫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梁州、雍州、冀州、兖州。

之后,大禹就主持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青铜鼎,把各地方国的动物图像都绘制在上面,各地方国的金属也包含其中。精美绝伦、形体巨大的青铜九鼎,使抽象的权力第一次通过具象的物质形式得以确认。

九鼎不仅是艺术品,更是大禹“晒”权力的最主要的工具。权力是需要展示的,没有九鼎,大禹这位肌肉男的扩胸运动就只能是孤芳自赏、自娱自乐。

中国的青铜器,一出场就成了“国家艺术”,成了国家力量的象征。这不仅因为青铜器象征着财富,更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。科学家用摄谱仪对二里头青铜爵进行成分分析,发现其中92%是红铜,7%是锡。这两样金属,在当时无疑是贵金属。夏商时代,数以千计、万计的奴隶,分散在深山荒野,寻找着铜锡矿藏。甚至有学者分析,“这或许是导致夏、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”。

在那个时代,一座都城可以没有壮阔的宫殿,却不能没有华丽的鼎,因为它,已经成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。有人用“纪念碑性”来指明了鼎的重大意义:一方面,它具有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;另一方面,它通过青铜的坚硬质感,克服权力的易碎性,使它得以永垂不朽。

但是,商朝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。这个王朝在这座最后的都城度过了最后二百七十三年之后,在第三十代商王帝辛(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纣王)的淫乱中,土崩瓦解了。纣王宠爱妲己,让一个名叫涓的乐师专门为她制造淫乱之声,然后他们一起,沉浸在“北里之舞,靡靡之乐”中。当然他最重要的发明,是他招来大批戏乐,聚集在沙丘,然后“以酒为池,以肉为林,使男女裸相逐其间,为长夜之饮”。

在纣王充满快感的叫声中,周武王率领着他的军队从西北高原上俯冲下来,沿着黄河一路高歌,杀进了殷都。直到这时,纣王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,于是仓皇登上鹿台,穿上他的宝玉衣,纵身跳进火里,自焚而死。周武王到达后,手起刀落,砍下他的头,挂在太白旗杆上,任那颗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,在风中摇来荡去。

纷乱的大火中,华美的殷都碎成一堆闪烁不定的光,又变成一股黑色的烟尘,升到天空中,就不见了踪影,剩下一堆黑乎乎的焦炭,夹杂着变色的青铜器,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尘沙所掩盖,仿佛一只巨大的沉船,在河岸边的淤泥里越陷越深,成为一座地下废墟。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,考古学家们一点一点把它挖出来,后来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于是有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——殷墟。

日本学者野岛刚曾对我说,他不喜欢中国的青铜器,因为它沉闷、阴森,甚至有些狰狞。他不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制造这样的器物。

他或许并不知道,放回到几千年前,青铜器原本并不是“青”色,而是熟铜般的颜色,在黄河与黄土之上,发出一种灿烂的金黄。这种颜色不是镀上去的,而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。因此,古人将青铜称作“金”,青铜器上的铭文,也通称“金文”。只是因为在岁月中沉积得太久了,它才变成我们熟悉的青绿色。

那不是那些器皿的本色,而是岁月的颜色。岁月,也是有颜色的。岁月的颜色,就是青苔的颜色。因此,它们表面的铜绿斑驳,是岁月强加给它们的。

我们可以想象九鼎新鲜出炉时的样子——粗重敦实的形体上,布满了精细的花纹。它们被一字排开,分列在庙堂之上,阳光穿过廊柱,有如今天舞台上的追光,从侧面打上去,凸显出它们的花纹,幽幽地反射着金灿灿的光。

我们说金色的秋天、金色的阳光,都不过是一种比喻,那不是真正的金色。中国传统的“五色”(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),也没有金色。真正的金色能够压倒所有的颜色,在各种颜色中独占鳌头。就像一个人,原本是人群中的一分子,但他成了王,就不再是人,或者,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人与王,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就像夏王大禹,人们始终不愿意拿他当人看,而是把他当作了神——能够战胜洪水的,一定是神。他因治水而伤了脚,走路一瘸一拐,这样的“禹步”,被一代一代的巫师所效仿,成为他们最具职业标志性的步态。

应当承认,金色是一种迷人的颜色,也是最能烘托出权力的富贵和威严的颜色。它令人肃然起敬,又目眩神迷。因此,金色是一种充满魅惑的颜色,人的欲望,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颜色诱发的。

商朝灭亡后,从夏朝流传而来的九鼎,就像漂流瓶一样,漂流到了周朝,由商朝的最后一个首都——殷,搬运到周朝崭新的都城——洛邑,安顿在成周城的明堂当中,用以震慑天下。

张光直说:“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,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。所以改朝换代之际,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,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。”

四百年后,公元前606年,一位雄心勃勃的楚王挥师挺进到东周都城洛邑附近,这让周朝皇帝心中感到彻骨的冰凉。此时的周朝,早已天下大乱,皇权出现功能性萎缩,周王已成傀儡,再也无力展示自己的肌肉。于是,那些不忠不孝的诸侯们,就像惦记父亲的存折一样惦记起九鼎。有一天,兵临洛阳郊区的楚王,向周王派来的那个名叫王孙满的使臣打听鼎的下落,问道:九鼎到底是大是小,是轻是重?王孙满面无表情地回答道:再怎么论,你也与九鼎攀不上关系。

在德,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,远方图物,贡金九牧,铸鼎象物,百物而为之备,使民知神、奸。故民入川泽、山林,不逢不若。螭魅魍魉,莫能逢之。用能协于上下,以承天休。

德之休明,虽小,重也。其奸回昏乱,虽大,轻也,天祚明德,有所厎止,成王定鼎于郏鄏,卜世三十,卜年七百,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,天命未改,鼎之轻重,未可问也。

王孙满告诉楚王,鼎身上铸出的那些动物纹样,不仅仅是为了好看,更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祇的灵物。它们张嘴的地方,风就从那里产生,巫师升天,也全靠它。因此,九鼎并不仅仅是用来显示政治权威的礼器,更是一种神器。只有在有德的君主面前,它才灵验。夏朝不灵了,它就来到了商朝;商朝气数尽了,它又来到周朝。如果君王德行兼备,那么鼎即使再小,它的分量也是重的;反之,鼎再大,它也是轻飘飘的。此刻,周王就把九鼎放在郏鄏,占卜已经预言,这只鼎可以传三十代,享七百年,这是上天的意志,是“天命”。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弱了,但是天命谁也篡改不了。所以,这九鼎,您还是别惦记了。

《左传》里的这段文字,不仅描述了九鼎的外貌,更让我们知道,在当时的观念中,万物之灵,都附着在鼎上,使这些鼎拥有了超自然的色彩。大禹创建夏朝,不仅依赖政治上的强势,更是“天命”所归。天的旨意,成为指导人间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。

后来的帝王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启示,无不把自己描绘成“天命”的代表者。唯有如此,他的地位才会变得无可争议。而九鼎,无疑就成了对“天命”的证明。于是,它不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结局而出现的,而是成了这件事件的先决条件。公元前606年,楚王不知天高地厚地“问鼎”,把得九鼎与得天下完全画了等号。九鼎的意义,从此出现了戏剧性的倒置,成为天下诸侯得到王权的一个条件。

公元前290年,秦相张仪向秦惠王的建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他主张攻打新城、宜阳,以威震周室,周皇室惊慌之下,必然会将九鼎出让给秦国,以求自保。拥有了九鼎,依照版图和户籍,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,天下就没有敢不听从的,秦王的霸业,可大功告成。

周朝灭亡后,九鼎下落不明。公元前219年,扫灭六国的秦始皇在东巡归来途中,在彭城听说九鼎又在大河中神奇地出现了,立刻乐开了花,派数千人下河寻找。就在他们用绳子即将把九鼎拉上来的时候,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条苍龙,一口咬断了绳子,九鼎又重重地摔入水中,溅起无数水花,很久以后,它们荡起的巨大波纹才慢慢平复。

《资治通鉴》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:秦始皇东巡归来,过彭城,“欲出周鼎泗水,使千人没水求之,弗得”。

因治水成功而铸造的九鼎,自夏至周、在人间存在了两千多年之后,又回归了江河,再未进入世人的视线。

在这些青铜器中,商代前期的兽面纹鼎有两件,一件立耳、圆腹,另一件小耳、深腹;有商代后期的兽面纹鼎,高颈、鬲形腹;还有商代后期的尹鼎、父乙鼎、正鼎;西周的颂鼎、小克鼎……

真实的九鼎,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暗夜里。四千多年过去了,或许,它们仍藏身在我们脚下,在我们无法确知的深度。仿佛埋藏得最深的种子,而后来所有被称作历史的事件,不过是地面上结出的花朵与果实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