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礼:它是射箭比赛,是天子控制诸侯的手段,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7-02

中国自古便是 “礼仪之邦”,“礼”是国家的命运所在,是确定亲疏、辨别是非的标准,是中国的核心思想,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,贯穿人的一生。而以射箭比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射礼是西周礼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射礼是在原始民风、民俗的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特殊体育文化现象。

原始社会的弓箭是狩猎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工具,它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坏境,在人类的心中激起了如果想生活得平静和幸福,就要成为神射手的内心倾向,形成了一种人人都想成为神射手的社会风气。

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是为了生存,进入农耕社会后,人的生存要求不再依赖狩猎,“射”的功能逐渐转化为贵族的嗜好、训练兵力与检阅军队之法,并在周朝被定为国家礼仪上的大事,进入天子 、诸侯及贵族的政治生活,成为天子笼络诸侯、维护权力的手段。

”射礼“有一套伦理化和人性化的规则,称为“三番射”。”三番“就是射三次的意思。第一番是礼貌性试射,规则为“唱获不释获”,即报射中者而不计分,强调“与射者”之间的尊敬与谦让;第二番是配对比射,规则为“不贯不释”,即不贯穿靶正中不计数。但是国君的箭如果射得有点偏差或失误,都可以计数。这个环节着重灌输竞争、合作与包容的团队合聚力和对上级敬重的等级观念;第三番射是陶冶情操的礼乐之射,规则为“不鼓不释”,即不合音乐节奏不计数,之后还有国君“众无不醉”的命令和权贵们“敢不醉”的应答,以及“射唯欲、无筭爵、无筭乐”等环节,也说是自由比试、不计次数地酬酒、不计遍数地奏乐等,着重从情感和精神上对权贵群体予以笼络和安抚,以强化国君向心力。

如果从体育的角度分析,射礼是早期的一种大型体育盛会,与现在的体育运动会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。射礼赛前要做好人员的通知,射具、乐器、行酒礼器的配备,席位的设置工作;比赛中有裁判和比赛规则,有比赛内容;赛后有庆典,是一套制定缜密、严格有序的射箭比赛和盛会,有着明显等级差别,以及时刻提醒人们要恪守 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的内涵。

射箭之前,不管是公卿,还是诸侯,都需要换上相应的服装。大家都要脱去左臂的外衣袖,右手拇指套上决,左臂套上遂,拿起弓,用右手拇指钩住,这套程序叫 “袒、决、遂、执 弓”。公、卿、大夫都必须遵守这套程序,只有天子可以例外。这些渗透在射礼活动中的细小的差异,使 被统治的人们在一步一个台阶的逐步的舒缓的降级之后,在改一种称谓、减一道礼仪,换一种服饰等看起来并无多大利害的区别之后,不知不觉地坠入被统治的深渊。

“射”是周天子操作权力的工具,既是天子与诸侯交流的技术,也是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技术,更是一种操纵权力的技术。

天子凡举行盛大祭祀之前,都要在射宫举行大射礼,以射术的优劣来选定诸侯贡士中可以参加祭祀的人选。西周金文中常载有周王和诸侯举行射礼之事,在射礼中诸侯“弥不奸”(始终很忠诚),而得到周王的赏赐,可见举行射礼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诸侯国是否忠顺。

西周实行分封制,在周王领地以外,还有相对独立的邦和诸侯国。诸侯国君要定期朝见周王,向王室交纳军赋和贡税,朝觐时还要贡献特定的礼物。周天子则举行射礼考核其技艺及是否忠于王室,根据其在射礼中的表现来决定是增加还是削减其封地与爵位。《礼记射义》说::“故天子之大射,谓之'射侯’,射中则得为诸侯,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。射中者得与于祭,不中者不得与于祭。“通过不费一兵一卒的”射礼“控制诸侯,既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,又能维护中央集权,强化统治。

”射“这种原先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实用性技术, 在周王的运作下,成为天子控制诸侯的政治手段,是周王为诸侯布下的一张无形的权力之网。诸侯不得不置身其中,在周王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比赛,否则即被淘汰出局。

根据周朝铭文记载,周王在射礼之后曾将弓矢和其他兵器赐给诸侯,寓有奖励军功或授予兵权的意思。周王希望这些见证诸侯征伐的功绩和天子赏赐的弓矢,会被诸侯永久的保存起来,使诸侯持续过去的忠诚,保持这种忠诚的坚固性,对其他诸侯进行引导,形成天下诸侯永远尊周王的政治态势。

春秋时期,礼崩乐坏,诸侯僭礼的事情不断发生。诸侯之间战争频仍,纷争四起,社会生活一片混乱。儒家知识分子认为混乱的根源是礼制的破坏和道德的衰落,他们大声疾呼,呼吁回归西周礼制秩序,提倡德治,并对过去的礼制礼仪进行整理和融入自己的思想观念。

“射礼”便是将不同的物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相联系, 通过物与物的关系间接地表征人与人的关系。 换言之, 射礼将物作为区分符号, 以物的关系反映社会关系 、以物的秩序生产社会秩序和建构社会身份。

古代之 “礼”不仅包括简单的礼仪规范、道德约束等,还包括非常重要的典章制度。它是一个国家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用来强制性约束民众行为规范,使社会秩序有效运行的基本准则。射礼典章制度是政治功能的突出表现,是射礼的核心部分,亦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。

射礼繁缚复杂,等级森严,充满了儒家的“仁”、“礼”思想,由竞技比赛演变为道德修养的竞赛,成为儒家所追寻的周文化的道德外形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射礼比赛更像是道德礼仪的演出,道德居于首位,射技被放在了第二位。

经过儒家整理和诠释的射礼礼仪蕴含着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等级森严的制度。《射义》说:“卿、大夫、士之射也,必先行乡饮酒礼。所以明臣之义也;乡饮酒之礼者,所以明长幼之序也。”只有君臣、父子各安其位,各行其分,各人按照自己必须遵循的道德礼仪去做,才能射中靶心。

射礼在组织形式上强调亲亲尊尊、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。竞赛中就连奏乐也有着等级上的严格规定。国君以《驺虞》为伴奏而射,诸侯以《狸首》为伴奏而射,卿大夫以《采蘋》为伴奏而射,士以《采蘩》为伴奏而射。这就刻意强化了等级和伦理秩序,通过灌输亲尊有分、贵贱有序的等级思想来对精英阶层实施权力控制,以此达到巩固政权阶级而一统天下的目的。

春秋时期,随着诸侯国的纷纷崛起和周王朝的权威弱化,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打乱,新的统治者需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,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
当社会动荡带来礼之变迁的同时,射礼文化发生了变化,不再是西周射礼那些繁缛的等级程序,也不再是 《周礼》中强制性的条例,而是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的 “注重德行”的射礼文化。射礼已不只是比试射箭的技艺,更 重 要的是从比赛开始就强调道德的标准。不管你是将军、大夫亦或是嫡子、庶子,只要你做了违反道德的事,就不能参加射箭,从而将礼仪道德规范落实到社会的各个阶层,使礼有了普遍适用性原则。

春秋时期,西周的射礼逐渐被更强调道德建设的射礼活动取代。春秋射礼通过内外兼修的形式使人们相信:对内要求心灵端正,对外要求身体正直,从而凸显出射礼中的道德教育,无形之中为社会群体定制了统一的标准。这种把德灌入到礼中,又使人们必须符合礼义的治理方法,是先秦射礼的突出特征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射礼,不再注重它的等级内涵,开始向着娱乐休闲的方向发展。人们用壶代替了箭靶,将射改为投掷,出现了逐步取代“射礼”的“投壶”运动。

投壶简化了射礼的繁文缛节,扩充了参与的人群,使其走向了娱乐化发展道路,最终成为先秦文人雅士生活的一部分。

投壶与射礼的本质一样,只不过化射礼的复杂为一种更加简单的礼仪活动。 投壶也有专人司仪,根据投中与否及插入壶内的状态来决出胜负, 输者要罚酒,也具有社会性的目的。所谓“ 夫投壶者,不使之过,亦不使之不及,所以为中也。 不使之偏波流散, 所以为正也 。 中正,道之根底也”。

投壶是用一个广口大腹、颈部细长、内装一些豆子的壶为侯, 在一定距离处用 4 支特制的矢一一向 壶中投掷, 根据投中与否及插入壶内的状态来决出胜负。这种竞赛活动一直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全过程,最后形成了 140 种投壶之法。

“射礼”是一种教育和教化手段,其目的调和人的性情,让人能节制自我的欲望,最终达成“上下和睦“的治理目的。

射礼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安邦,也就是通过”射而习礼乐“,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。射礼不是以射技作为标准,而是以道德为标准来决定射 的取舍,是对人道德修养的一次大检查,对参加射礼的人的道德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
周代的射礼,将“德”融入竞赛文化,推行德政与德行的治国纲领,履行了承载国家治理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,它是对政治精英实施管理的独特竞赛文化,体现了以竞赛的形式来对人施行规训和管理的独特政治智慧。

射礼的道德教化作用,在封建社会因不同的目的,被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不断重新利用。虽然它的形式上可以发生变化,可以以投壶代替射箭,这不过是后世统治者在射术训练上的荒疏,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”礼“的态度变得随意和不重视。

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,射礼从未消亡。虽然在一些时期似乎统治者不重视,但每过一定的阶段,总 会有人重新重视起来。也许,历史的车轮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中向前发展的。